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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望道: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先躯(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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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白话文兴起的当时,社会迫切需要对白话文的写作加以引导,为此,陈望道从实际出发,撰写了《作文法讲义》(1922),这是中国第一部讲解白话文作文
白话文兴起的当时,社会迫切需要对白话文的写作加以引导,为此,陈望道从实际出发,撰写了《作文法讲义》(1922),这是中国第一部讲解白话文作文法的专书。后又为助力新文学运动和语文新发展,“积十余年勤求探讨之功”撰成《修辞学发凡》(1932),成为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兼顾古话文、今话文的修辞学专书。
陈望道在20世纪30年代为了反对“文言复兴”,进一步改革白话文,组织和发起了“大众语运动”。他发表了《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》《建立大众语文学》《大众语论》《文学和大众语》等一系列理论文章,明确指出“大众语”必须“语文统一”。“这合一或统一的程度还不止所谓文字‘明白如话'就算,必须慢慢做到写的文简直就是说的话一个地步。”“将来大众语文学的基本形式一定就是用语作文,而语又就是大众的语。用语作文便是文和语不相分离,便是‘语文统一'。”这也是对语言文字的社会属性、交际功能的阐发。与此同时,在《太白》杂志上首创“科学小品”新文体,形成一股新风,为大众语的写作做了探索和尝试。这是“文言”与“白话”争论的最后一仗,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提倡文言的社会潮流,推动了白话文的大众化。
第三,推动文字的简便化。陈望道是汉字简化的倡导者和实践者。他主张文字要改革,但不赞成废除汉字。对于汉字运用要求“简写简印”,主张把“通行于平民社会的简体字”“在各种正式的文章上用起来”,“使得写也便利些,学也便利些。”他提出汉字使用的三原则——“简(笔画简单)、便(书写顺便)、明(明白易认)”,这也是文字简化的科学原则。
1935年,陈望道组织200多位文化人士和15家杂志社联名提倡手头字(简体字),联名发表《推行手头字缘起》。并在他主编的《太白》刊物上率先使用。在当时广泛的社会反响下,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《第一批简体字表》,然而次年就“夭折”了。“手头字”的历史成果最终为新中国的简化字所吸纳。
在文字形式的改革之外,采用新式标点、实行横式书写,也是陈望道很早就提倡的:1918年撰写《标点之革新》,1919年致信《新青年》,发表《横行与标点》提出汉文横写的新要求。他指出传统书写“文不加点”带来的明显缺陷,并指出标点革新比起文字改革更应先行着手:“文字本身究宜改革与否,关涉綦多,不易猝断。……则革新标点,其事又重且要于革新文字者矣。”而“革新标点,有宜先定者一事,则文字之纵横行是也。”这无疑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。标点和横行现在已习以为常,而当时的倡议则是一项重大而艰难的革新。
第四,推动注音的字母化。卢戆章揭开了汉语拼音和注音识字的帷幕,后来注音字母、国语罗马字绠走出了一大步。然而,前者的半汉字符号和后者的过于专业化都不利于人民群众学习掌握。拉丁化新文字在工人扫盲中应运而生。陈望道大力支持拉丁化新文字的研究和使用,是汉语拼音化的倡行者。1935年他同683位文化界人士签名发表《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》。至抗战时期,为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抵抗日寇侵略,他到难民所开展扫盲、普及教育,积极推广拉丁化新文字,为后来的汉语拼音教学积累了历史经验,更是为汉语拼音推广培育了群众基础。同时,陈望道做了大量研究工作,首次考索了明代以来汉语拼音文字的历史和理论,撰写成《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》(1939)。他自己也研制了《拉丁化汉字拼音表》(1938),并参与拟定《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(草案)》。他在《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》一文中对拉丁化新文字在中国的成因做了深入研究,认为,一是因为文章上复音字的加多,二是要使大众都能很快地知道文章的内容,三是我们对于文字记音的精密化的结果,拉丁化新文字是中国汉字进步的结果。同时也纠正了文字改革中废除汉字之类的提法。
1957年末,根据周总理指示,他组织并主持上海文化界人士讨论《汉语拼音方案(草案)》,归纳了同意采用拉丁字母的两个原因:一是历史基础,用作汉语拼音字母历史长、传播广;二是群众基础,是世界最通行的字母。同时明确表示该方案只是拼音方案,不是拼音文字方案,不主张废除汉字。这为后来人大通过《汉语拼音方案》作了准备。同时以上海语文学会的名义举办了“汉语拼音展览会”,向公众宣传、推广汉语拼音,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
文章来源:《理论与现代化》 网址: http://www.llyxdh.cn/zonghexinwen/2022/0101/751.html